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应用，让学术出版与科研交流体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构。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如何在技术变革中把握科研质量，在创新应用中坚守学术诚信，正成为全行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近日，在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四届出版与技术创新大会与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亚太会议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清华大学、BMJ集团、约翰威立国际出版集团（Wiley）及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STM）和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等国内外顶尖学术机构与出版组织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学术出版的技术变革、学术传播与科研诚信等前沿议题。发言专家学者与业界同仁一道，立足出版主业，面向技术前沿，共同探索新技术浪潮下出版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出版业在技术变革中守正出新、智塑未来。

破局“平台期”：AI正在重构期刊出版全流程

历经20多年的发展，曾承载着打破“期刊危机”、实现知识普惠的开放获取（OA）现已步入了“平台期”。

“全球开放获取比例已过半，但实现100%开放获取面临两极分化、路径不明、定价不透明三大障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联合国咨商开放科学与全球伙伴专委会主席杨卫提出，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十年”计划下的“开放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项目，建立示范平台、制定技术架构及发布“开放科学准备度指数”（OSRI）来量化评估各国的开放科学进程，缩小全球南北方在开放科学领域的差距。

欧美出版业在OA政策、AI技术投入及规模效应需求驱动下，出现了新一轮并购潮。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卡罗琳·萨顿认为，虽然地缘政治导致的研究主权倾向可能引发学术交流碎片化，但亚太地区各国拥有独特的学术出版历史与发展轨迹，不存在单一的“正确”路径。面对各国存在的差异，出版界与研究社区应共享核心价值，夯实信任基础，运用实践追踪知识谱系进行归属与验证，促进全球知识对话。

目前，达成完全OA目标的期刊凤毛麟角，且近几年完全OA期刊文章的比例也在减少，出版商缺乏完全转变的动力。BMJ集团出版业务首席执行官汤恩平在分析从订阅模式向OA转型的全球市场趋势时，指出了出版市场发展的“非二元化”特征。他认为，未来市场不会是从订阅到OA的简单线性转移，而是呈现绿色、金色、钻石OA及转换协议并存的多元状态。出版机构需摒弃“一刀切”思维，针对不同地区的独特条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定制化政策，并在拥抱AI授权的同时探索可持续的内容交付模式。

面对AI带来的范式变革，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常认为，AI正在重构期刊出版全流程。科技创新是场景与需求，AI是工具与加速器，期刊出版是展示平台与规则制定者，三者构成融合发展的闭环。约翰威立国际出版集团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张莫依也表示，AI越深入专业场景，越需要高质量、可验证和可追溯的可信知识。出版商的核心价值并未下降，而是正向“可信知识基础设施”转型，将高质量内容转化为AI可调用的知识能力。

面对全球高校图书馆经费普遍缩减以及AI时代对数据二次使用（如AI训练）的迫切需求，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兼斌提出了资源建设的新思路：一方面，需优化资源配置，平衡不同学科投入；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建设高校自主可控的机构知识库，涵盖正式出版物及过程性数据，以应对商业订阅模式的脆弱性。

AI时代的攻与防：需要建立高透明度AI使用规范

如果说OA转型是出版模式的经济博弈，那么AI技术的渗透则直接触及了学术出版的核心底线——科研诚信。在开放科学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维护研究质量、提升出版的透明度、构建可信赖的学术生态，是科研界、出版界和相关机构共同面对的挑战。

“AI技术为学术出版带来了新效率，也催生了新风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开放科学促进联合体理事长何满潮提醒道，越是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期，越需要建立透明的AI使用规范，明确人机协作的权责边界，确保技术向善、出版可信。

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主席南希·切希尔在阐述AI在学术出版中的应用伦理原则时提到，AI不能作为作者，因为它不是法律实体，无法对研究负责；AI不应对稿件作出任何最终决定，但可以在同行评审过程中提供协助。她认为，必须有人接收AI的输入或输出以决定其是否准确，人类需对最终记录负责。出版商应确保AI工具供应商在工具构建和训练方式上保持透明，避免算法偏见。

在技术防御层面，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诚信中心通过联合多方利益相关者，共享筛查工具与知识资源，在投稿阶段拦截论文工厂的手稿。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首席信息官希尔克·库尔斯认为，应对挑战需要协作，以统一资源、汇聚知识并协同行动。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诚信中心可通过GetFTR项目标记被撤稿或更新的文章，保护科研诚信。

对于未来绝大多数内容将由AI生产这个问题，MPS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胡尔·奥罗拉给出了清醒的边界划分：“机器在标记方面非常出色，但绝不应该由它来决定一个职业生涯中的误报。判断应该留给人类，必须有人站在记录背后。”

AI在提升效率、挖掘数据方面展现出惊人潜力，但其基于统计与模式识别的逻辑决定了它无法承担法律与伦理责任。同方知网副总经理、中国知网总编辑肖宏呼吁，应将高端算力转化为普惠基础设施，实现“算力平民化”，以消除新技术带来的知识鸿沟，并通过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确保数据要素的安全合规与可信传播。

杨卫对构建开放科学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科研自信提出了出版伦理的四项实操原则：一是方法论透明，明确标注是否使用AI及具体技术标准；二是数据可信，确保数据来源真实、可验证；三是责任归属，在医疗、司法等需承担责任的领域，必须由人类最终负责；四是产权一致，对AI生成内容进行重新确权。

当下，人工智能已然成为驱动学术出版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行业趋势。在科研诚信的攻与防之中，哈希指纹、PRNU等技术手段能够构筑物理防线，但最终的科学合理性判断与责任归属仍需人类把控。技术赋能必须以“人在回路”为底线，不能让技术完全取代人类的判断，而应将其作为辅助工具，构建人机协同的出版新生态。

坚守与重塑：构建中国特色且国际认可的自主评价体系

在AI浪潮中，科技期刊是否会被取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王成善给出了坚定的回答：“AI时代，我们依然需要科技期刊。”他认为，科技期刊记录的是人类在迷雾中摸索的完整思想史，是非共识创新的重要载体。当下，AI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工具，而是正在重构知识生产、传播与服务的基础设施。

“从稿件初审、同行评议辅助到内容可视化呈现，AI技术的应用贯穿了学术出版的各个环节。”王成善说，但大模型存在“幻觉”问题，当下的科技期刊仍需要同行评议和专家把关来确定科学事实的真理性，使AI训练集更加优质。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内容创新副总裁施恒宁看来，AI在出版领域的核心挑战并非“替代人类”，而是如何通过透明度建立人机信任。

虽然技术重塑了学术出版把关体系，但学术出版的首要职责仍在于坚守学术诚信，维护科研伦理的严肃性。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魏均民认为，在学术出版的具体实践中，依托数据中台和学者画像，AI可实现审稿专家的智能推荐，并在初审阶段辅助检查稿件结构、数据一致性及AI生成内容，使编辑工作从低水平重复检查转向高层次学术判断。

图书馆、出版商和学者与技术方是一个共命运、共生息的生态圈。针对早期职业研究者面临的投稿焦虑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爱思唯尔大中华区首席医学官贾旭明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未来医学学院教授柳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贾旭明认为，期刊与学者是共同成长的关系，出版商应通过提供写作培训、解析审稿逻辑，帮助青年学者在起步阶段提升能力。柳娟则呼吁，期刊应让审稿过程更加透明，由编辑解读优秀作品的入选理由，指引研究方向，给予年轻人更多审稿与见刊机会。

重塑科技期刊发展逻辑的关键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可的自主评价体系，推动从“单刊突破”向“生态繁荣”的战略转型。北京网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张震建议，出版机构应加强与业内伙伴的交流协作，以技术赋能出版流程优化与知识传播升级，助力行业构建开放、可信的学术出版生态。

科学无国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技期刊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学术治理，通过深度协作提升国际影响力。真正的全球协同，不仅是共享筛查工具与知识资源，更是要构建一个包容不同地区发展阶段的公平生态系统。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各方应深化互联互通，在技术赋能与制度完善之间找到平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可信、可持续发展的学术传播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