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出台并不只是全民阅读工作的一次制度升级，更意味着全民阅读从倡议性文化行动走向法治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阶段。《条例》施行后，真正的考验不在活动规模大小或宣传声量高低，而在《条例》能否穿透基层治理与公共文化供给的“最后一公里”，让全民阅读促进工作走向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现实中，一些阅读推广、阅读服务仍停留在“项目逻辑”而非“服务逻辑”上：重短期活动、轻长期运营，重形象展示、轻读者黏性，甚至出现“阅读空间建得快、使用率跟不上”的现象。其根源并非投入不足，而是供给侧与真实阅读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条例》的施行，实质上提出了一个更高要求——全民阅读工作必须从文化动员转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阅读资源是否触手可及？阅读空间是否融入生活动线？内容供给是否匹配不同群体阅读层级？这些因素直接决定全民阅读能否从“被倡导”转变为“自发生长”。近年来，各地探索城市书房、社区阅读空间、数字阅读平台等多元模式，本质上就是在重塑阅读基础设施，其核心并非增加数量，而是提升可达性与使用效率。

从更深层次看，《条例》施行后，全民阅读已不仅仅属于文化问题，而是成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条例》明确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推进机制，这意味着阅读推广、阅读服务、阅读保障等都需要跨部门资源整合，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平台乃至市场主体都应成为共建者。只有形成持续、稳定、良性的协同结构，全民阅读才能避免周期性“热一阵”。

全民阅读从来不是速成工程，而是一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不在“做了多少”，而在“留下了什么”。它需要持续投入、稳定机制与耐心培育，更需要从“文化活动思维”走向“公共服务思维”，从“速成思维”走向“常态化思维”。《条例》提供了制度框架，而真正决定其生命力的，是基层阅读生态能否形成内生动力，其中，各级政府部门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