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积极发挥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提质增效的功能，并建立与之适配的体制机制、组织结构，成为出版业转型的迫切需求。

第四届出版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人工智能与知识服务深度融合”分论坛现场。本报记者 商小舟 摄

4月22日，在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出版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人工智能与知识服务深度融合”分论坛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发现，“可信生态”“数据集”“智能体”正成为行业高频热词，来自出版、文化、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多现实问题与合作需求。大家表示，深层次的人工智能应用要满足专业化场景的需要、实现商业化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解决内容安全和质量问题，因此要加快构建数据可信生态，多方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升级与传统出版转型融合发展。

数据资产化是数智化转型基础性工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对出版业的重构也让我们难以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对于以内容为核心的出版业产生的革命性变革，已经成为现实。”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敖然认为，出版业的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对内容生态的重新定义。从铅与火的印刷工艺到光与电的信息时代，出版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技术演进。

从图书出版到知识服务，看似是内容形态与生产逻辑的转变，实则要跨越产业发展的多个阶段。北京中科闻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文皓提出，有时媒介比内容本身更重要，不同媒介会带来不同的内容。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吉述认为，从纸质图书到听书、网络课程之间的“丝滑”过渡，其实已经是传统出版跨媒体融合发展的结果。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冯士新提出，在当下的时点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出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成为影响出版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

“数据的资源化和资产化是大中型出版社不可避免的基础性工作。如果做不好这个工作，就谈不上智能化，更谈不上知识服务。”在文皓看来，人工智能与出版不再是单点应用的组合，在选题、内容生产模态、读者互动、传播渠道等方面，出版要与AI结合起来，真正深入到业务场景促进提质增效。

经过深入调研，中科闻歌提出了数字出版的升级方案，即“1数据基座+2大模型系列+3平台+N智能体知识应用”，其中，搭建出版行业多模态语料库应成为出版业数智化转型的基础性工作，在此之上完成搭建知识图谱、进行语义检索、实现多模态结果呈现等应用。“从生产发行渠道到商业模式，整个数字出版的内容、媒介都应围绕数据进行迭代升级。”文皓说。

“国内外的大模型除了进行数据训练、模型能力的提升，更多也关注到了应用产品的提升。”北京万物可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赵海涛表示，内容不再是终点，而是知识服务的起点。出版不再止步于纸上产品，从图书、期刊到数据库，从知识图谱到问答系统，以知识内容为核心、以服务体验为抓手，出版业需要增强与读者、作者、用户的多维互动，实现内容资源与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与动态更新。

行业数字化升级需系统性推进

“出版业不能依赖通用大模型的直接使用，而应构建起从数据、模型到应用的技术体系。”文皓提出，加快从内容提供方向知识服务方的角色转型，既要以高质量数据构筑出版业数据底座，推动资源数字化、结构化、可运营，也要强化模型与平台建设，系统性推进人工智能在内容推荐、用户运营、版权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传统出版要着重提升全员的技术素养、建立专业的技术队伍，推动专业化、体系化的内容建设，提升出版社的智能服务能力。”宋吉述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进一步加速数字化转型以来传统出版业态的碎片化、隐形化、半产业链化；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热度的提升，近年来出版业渐渐陷入了做数据库的困境，“许多出版社做了很多数据库，最后却找不到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在数据集与智能体建设方面不宜盲目泛化，应以重复性出版物、报刊等为优先试点方向，明确规划数据集的使用，持之以恒地推进系统化建设。

“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投资，就是投资中国出版业的未来。”敖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数字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出版业必须提升战略思维、制定长远规划，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大投入力度。在具体实践层面，应积极推动出版组织形式的变革，强化对积极探索者及创新成果的宣传激励。要加强行业培训体系建设，既要鼓励技术应用的创新突破，也要具备容错机制，包容试错与失败，在持续的技术实践中激发出版从业者的创造潜能，推动出版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再造。此外，应更加注重出版业与外部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尤其是在版权保护方面，要加强技术手段的研究与应用，建立相应的标准与机制，提升出版语料资源的权威性、规范性、适用性与可信度。

加快构建可信人工智能

通过近年来的实践，从业者们发现，当前通用大模型在理解复杂语义的精度准度、梳理逻辑结构、把握行业知识背景等方面仍有明显短板，若直接投用于专业场景，极易产生误导性结论。

对此，冯士新表示，加快构建可信人工智能，出版机构发挥着价值导向把关作用，对构建权威知识体系有着独特优势，出版机构可以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相关技术标准研制，共建高质量数据集，发挥出版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引领和知识校准作用。

当前阶段，出版业在人工智能应用中仍面临版权边界模糊、模型训练成本高、专业内容适配难等共性难题，这也是部分出版单位保持观望的原因所在。宋吉述认为，人工智能对数字产品的性能提升作用非常大，但是在这一波红利里面，出版社享受到成果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出版社拥有大量用户的市场化数字产品本身较少，现在的应用不深，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当前，而在于在出版业数字化产品打造的第一步上有所欠缺。出版业可以放开一部分内容加工方式，如关注UGC内容生产模式，提升自身的数字产品生产能力。

出版单位的优质数据不能仅仅被用作大模型加速升级的燃料，更重要的是反观自身数字化转型进展，促进行业整体数字素养、技术能力提升，实现传统出版转型升级。“在人工智能加速重构内容生态的当下，出版行业应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拥抱技术变革、推动融合创新、强化人才支撑、完善制度保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敖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唯技术论的兴起，出版业必须坚持“技术为内容服务”的底线，将人置于新的生态系统的中心，要强化出版人的主导地位，全面突出出版内容的价值导向功能，构建人工智能与知识服务深度融合的出版生态。(商小舟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