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深化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国内出版与国际出版三大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是出版业的核心问题。企业通过转变观念实现产品创新，政府借助激励机制实现社会效益外部性内化，是实现“双效”统一的关键。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反映产业转型需求，企业需通过组织重构、流程再造和模式创新等手段打破两者壁垒，构建新型出版生态。国内出版与国际出版的关系决定中国出版全球化路径，依托国内市场、走市场化道路，辅以政策支持，是实现出版国际化的关键。

近半个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推动了出版业多轮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恢复和扩建出版机构、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图书销售、推动印刷厂和书店转企改制等措施，迅速提升了出版能力，解决了“书荒”问题；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改革进入市场化探索阶段，在国家引导下，新闻出版集团试点组建，发行市场逐步开放，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图书市场；进入21世纪，围绕政企分开和产业化运营，转企改制和上市融资成为改革重点，非公资本在数字出版和网络出版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尤其着力推动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围绕出版业改革进行了系统布局，明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强调质量第一、社会效益优先和统筹兼顾的改革原则，描绘了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的目标和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出版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的重任；同时，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支柱，出版业通过内容创新和市场拓展，展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出版业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瓶颈问题，把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出版产品和服务供给机制、健全综合治理体系和构建高效能的国际传播体系等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着力破除深层次制约性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中国出版高质量发展。结合出版业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和现实需求，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出版业改革迫切需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国内出版与国际出版三大关键关系。

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新发展阶段，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机遇，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社会效益通常被理解为“各种经济活动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在社会上产生的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对于出版业而言，社会效益体现为通过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和思想启迪，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效益优先”贯穿于文化产业政策的设计与实践中，是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的新要求。社会效益是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也是衡量其综合实力的关键。然而，实践中一些出版企业为短期利润牺牲内容品质，或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立，导致发展失衡。新时代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保持发展的定力，妥善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一）“双效”统一的出版导向与价值引领

出版企业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出版物的价值。“出版物作为商品，也在两个效益中体现其双重属性：社会效益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某种体现，经济效益则是商品价值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不仅决定了出版生产经营必须遵循政策导向与市场导向，还决定了出版生产经营既要追求社会效益，又要追求经济效益。我们在出版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把握正确导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正确处理出版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出版企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应该从自身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出发，摒除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对立的固有认知，充分认识到社会效益决定我国出版业的性质和方向，经济效益为繁荣我国出版业、实现其社会效益提供物质基础。出版企业若将二者视为无法兼得的对立面，可能会因畏难而试图规避社会责任，也可能脱离市场规律“单纯追求”社会效益，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和经营困境。

首先，长期经济效益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效益所代表的价值支撑。出版企业作为内容的筛选者、生产者和传播者，其核心是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知识服务。盲目追逐流量、追随热点的短线操作，背离了出版产业强专业、高品质的业态属性，不但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媒介环境中形成独特优势，还会耗尽企业的品牌信誉和核心价值，无异于饮鸩止渴、竭泽而渔。

其次，社会效益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效益所代表的受众触达。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文化产品只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这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所在。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更难讲是先进文化”。出版业自转企改制以来，已经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路，如果出版企业不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那么出版企业的生产就会失去经济和物质基础，从而使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难以为继，其社会效益最终也不可能实现。

可见，越是强调社会效益优先，越不能忽视通过市场手段促进目标受众自觉消费的重要性。作为经济活动的溢出效益，社会效益与企业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企业的经济表现越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往往越大。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都是这样的典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在尝试结合自身特色，以市场化为视角来策划主题出版。他们不再将主题出版局限于宏大叙事、高深理论或单纯的政治任务，而是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时代变革故事化、传统艺术亲近化以及大政方针普及化。通俗易懂的内容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知识和审美的需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了主题出版的社会使命，推动了基于观念革新的产品创新。例如，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上承费孝通先生的名作《江村经济》，以报告文学的方式，聚焦江村，生动讲述中国梦与小康之路的实现过程。前后呼应之下，不仅增强了本书叙事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也为书中的中国故事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更多机会。类似的例子还包括用老账本讲述民生变迁的《账本里的中国》，荣登各大年度榜单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以及《江水清清到我家》《北斗牵着我的手》等一批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少儿主题读物。

我们不否认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但更不能否认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它们是共同推动出版业持续发展的并行双轮，任何一轮的偏废都将使出版业原地打转、陷入停滞，无法实现真正的突破和前行。

（二）“双效”统一的外部治理与机制支持

仅靠企业内部的努力难以完全解决社会效益的外部性问题。社会效益的溢出特质决定了需要通过政策和机制的支持，建立科学的治理体系，以推动“双效”目标的全面实现。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其活动中对无关第三方产生的溢出成本或溢出收益。例如，出版物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带来文化创新、人才培养、社会和谐等超越商品价格的“正外部性”；而印刷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或低劣内容对价值观的侵蚀等问题，则带来“负外部性”。从外部性理论来看，社会效益在许多情况下无法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反馈。市场机制更倾向于直接满足短期需求，而难以有效分担溢出成本或奖励溢出收益。这种机制上的局限，正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出现分歧的根源所在。

政府干预在推动“双效”统一中显得尤为重要。其核心在于通过多种治理手段将外部性内化，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和市场调节两类方式。

从行政管理角度，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要求、评奖评优机制等，引导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追求双效统一。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国有文化企业确保社会效益优先的改革目标；中宣部等出版管理部门近年来通过重点出版物评选，引导主题出版向着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更受读者欢迎的方向发展。

从市场调节角度，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出版基金和资源倾斜等方式进行弥补，支持社会效益较高的优质出版物。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央宣传部2024年12月发布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税收政策的公告》，通过税收减免、返还税款的方式支持文化事业单位转型，进一步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推动出版行业的外部性效益内化，激励文化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全面、客观、可操作性强的社会效益评价体系，是上述治理手段形成有效激励与约束的前提。2016年至2017年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颁布了《新华书店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办法》和《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2018年底，中宣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针对出版领域不同主体的社会效益评价制度。

对出版企业的社会效益进行科学的考核、评价，是彰显出版企业文化属性和出版产品意识形态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好出版业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检验出版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不仅要看它经济效益实现多少，更要看它社会效益的大小。社会效益量化指标的建立，为出版企业的“双效”统一提供了可量化、可核查的依据。

尽管《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标准显著提升了社会效益考核的操作性，为出版单位优化管理和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实际执行中仍有改进空间。首先，部分评价指标仍显笼统，如“取得一定成果”“产生广泛影响”等表述缺乏具体界定，主观性较强。其次，评价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对数字出版、国际传播等新兴领域的成果关注不足，权重偏低。再次，社会效益的披露机制尚不完善，透明度和规范性不足，数据采集过于依赖出版单位的自我申报，缺乏对市场反馈和读者参与真实数据的充分利用。最后，评价办法在指标设计上高度依赖获奖与立项数量，这种设计虽然提升了考核的可操作性，但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端。这可能诱使部分出版单位将获奖和争取项目作为出版工作的首要目标，忽视读者需求和内容本身的价值；还可能形成奖项与评价成绩之间的闭环：资源和声誉优势突出的出版单位更易获奖，而获奖又进一步巩固其评价优势。此种循环虽能强化头部出版单位的竞争力，但也容易固化中小型出版单位在资源竞争中的劣势，不利于行业的均衡发展和多元创新活力的释放。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其一，完善评价指标的设计，增加对数字出版、国际传播等领域的量化指标及其权重，反映出版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结合定性与定量指标，对现有模糊表述进行明确界定。其二，借鉴上市公司经济效益披露模式，要求出版单位定期发布包括社会效益在内的绩效报告，并加强第三方机构对数据的审查和监督。其三，优化资源分配机制，减轻奖项和项目指标的评价压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挖掘读者反馈，分析图书的社会效益表现，增加直接体现社会影响力的指标。同时，在资源配置上对中小型出版单位适当倾斜，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特色突出的中小型机构，打造更加公平、活跃的出版生态。

总之，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面临文化与市场的双重诉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既是现实难题，也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出版企业必须协调统筹好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关系，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注重企业市场生存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实现企业的观念转变与生产创新，优化和完善外部治理手段，健全市场体系、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创造导向正确、活力迸发、秩序井然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这也是出版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二、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版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出版作为文化新业态的重要构成，已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据统计，2023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超过1.6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9.08%；国民数字化阅读接触率达到80.3%，显示出数字阅读市场的强劲需求和持续扩大的用户基础。

然而，数字出版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内容同质化严重、知识价值削弱、版权保护难题加剧、数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这反映了技术与市场驱动的局限性。传统出版作为出版行业的基石，在内容质量、品牌累积、专业人才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出版业需要在企业组织重构、生产流程再造、商业模式创新和融合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改革，探索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促进新型出版业态的发展。

（一）组织重构推动传统出版融入数字生态

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运作的框架，也是其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石，它决定了企业员工的岗位职责、协调机制，与企业规范和文化密切关联，其合理性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市场响应速度以及创新能力。传统出版企业的科层化组织模式，强调层级分明和职能分工，在稳定的出版环境中有助于确保组织运行的高效性、有序性和规范性。但在技术加速迭代、市场需求多变的当下，传统出版企业的组织形式、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面临巨大挑战，亟须转变组织管理的逻辑，构建适应融合发展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提升融合发展能力，以真正融入数字生态。

数字生态对企业组织架构的要求，首先体现在灵活性和扁平化上。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出版企业可以围绕内容生产、数字营销、版权交易等关键业务，采取协同创新模式，通过项目合作、对外业务合作等方式，改变组织形态。例如，成立跨部门项目团队，通过采取灵活的组织形式和高效率的组织管理，打破传统职能壁垒，赋予团队更多自主权和资源调配权，从而提升出版企业的敏捷性和创新能力；同时，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促进信息传递与资源共享，使得组织结构具有更多的弹性、灵活性和流动性，有效缩短决策链条，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保证出版企业在数字化市场竞争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数据驱动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也是企业组织重构的关键要素。对于传统出版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面临数据管理分散、数据资源无法有效支持决策和创新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出版企业建设数据中台成为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案。

出版企业的数据中台建设，首先应明确内容数据与业务数据的分类。内容数据包括文本、图片、视频等多媒体资源，直接服务于内容生产和产品开发；业务数据则涵盖用户行为、市场反馈、销售数据等，为运营决策提供支持。对内，出版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中台整合分散的数据资源，支持各项目组在内容创作、市场分析和运营管理中的数据需求；对外，出版企业可以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实现数据交易。《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发布为数据管理和交易提供了新的规范和框架。根据该政策，出版企业应将数据视为战略资产进行整合，确保数据分类管理和合规使用。

（二）流程再造重塑出版内容生产力

作为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能全面优化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则能帮助企业实现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然而流程再造不仅是对现有工作流程的简单优化，更是对出版产业链条各环节的重新审视和整体提升。

流程再造以企业组织架构优化为前提。具体来说，在完成项目制和数据中台等组织重构后，出版企业可以通过项目目标导向和数据驱动的方式，集成编辑、设计、市场、技术等不同职能部门的力量，将内容数据、用户行为数据、销售数据等各类数据统一整合，形成全链条的“数据流”。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多环节并行推进，保证内容创作、产品营销与受众需求高度契合，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同时，流程再造也要求企业文化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传统出版企业的工作模式往往是线性和相对独立的，各职能部门协作较少。然而，数字化转型促使出版企业采取更为动态和灵活的协作方式。各职能部门不再是孤立运作，而是通过跨部门团队的形式紧密联结。例如，在项目初期，编辑人员和技术团队可以共同构思内容创作的可能性，基于现有技术条件充分规划内容的表达方式。通过创意与技术的同步规划，编辑不仅能够提升创作效率，还能确保内容的可行性与创新性，从而提升最终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这样的协作模式中，知识流动更加顺畅，能激发更多的创新思维，推动产品的快速迭代与市场适应。

同时，流程再造也要求企业文化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传统出版企业的工作模式往往是线性和相对独立的，各职能部门协作较少。然而，数字化转型促使出版企业采取更为动态和灵活的协作方式。各职能部门不再是孤立运作，而是通过跨部门团队的形式紧密联结。例如，在项目初期，编辑人员和技术团队可以共同构思内容创作的可能性，基于现有技术条件充分规划内容的表达方式。通过创意与技术的同步规划，编辑不仅能够提升创作效率，还能确保内容的可行性与创新性，从而提升最终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这样的协作模式中，知识流动更加顺畅，能激发更多的创新思维，推动产品的快速迭代与市场适应。

（三）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融合出版的价值实现

数字化生产与消费转型为出版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随着电子书、有声书、播客以及在线阅读平台的普及，出版企业的内容创作、传播和消费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消费者的阅读行为也开始趋向多样化。新消费模式和传播语境为出版企业精准掌握用户数据，实现个性化出版和按需生产提供了可能。例如，法信平台和人卫知识服务，突破传统图书销售模式，转向基于订阅制的知识付费，以多元化的渠道和互动方式增加收入来源，实现了数字知识服务的成功转型。国际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则更进一步，面向科研和企业客户推出分析与决策工具，成功将版权内容和数据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服务。

数字化创新生态网络使跨界合作成为推动出版业务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出版融合发展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资源平台开发、数字出版等方面，更体现在出版企业的开放创新和战略协同上。在新业态环境下，出版企业不能将合作对象局限于传统的出版产业上下游，而应该通过资源共享、技术赋能和业务协同，积极拓展合作边界，与不同类型的主体共同推动出版业务的创新与发展，营造易于共享信息和资源的生态环境，实现从拥有资源向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转变。例如，中信出版集团自2020年起与各大社交平台展开合作，通过“知识型MCN”项目，借助平台和技术公司提供的外部资源，实现内容与流量的精准对接。2024年，又与小冰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为读者提供与作者互动的个性化服务，探索出版内容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

出版企业通过不断深化跨界创新路径，不仅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还能在新的商业模式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行业注入新动能

（四）融合人才培养构建出版业新型竞争力

无论是组织重构、流程再造，还是商业模式创新，出版企业的每一步变革都离不开人才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特别强调了人才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政策为出版行业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导。出版企业需要建立适应数字出版的人才培养与管理体系，创建新的人员使用机制、项目运行机制、沟通互动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激发组织和个体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

出版企业应当建构多元化和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既要为传统编辑提供继续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也要加强数智技术、互联网营销新领域人才的交叉培养。企业可以结合项目制组织模式，通过任务分配、岗位轮换等方式，让员工在全流程参与中形成全局观念和跨部门协作能力。对于在项目策划、知识服务、IP开发、社交媒体营销等领域具备创新潜力的员工，企业应为其提供平台和机会，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出版企业还应当创建优秀人才选拔制度和突出目标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性和创新能力的工作环境，从而激发员工敢于创新、勇于创业的内生动力。企业可以通过设立总策划人、冠名工作室等方式，提供声誉激励和绩效激励，让员工获得足够的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通过多样化的专项奖励，如创新奖、跨界合作奖等，激励员工在项目中发挥创意和技术优势，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下。

出版行业还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强化出版企业经营管理层的长期激励，绩效评估也应注重多维度考核，除了财务目标，还应包括战略规划、创新推进、品牌建设、数字转型、社会效益等方面。改革需要试错空间和成本投入，只有长期激励，才能确保管理者的战略决策与企业长远目标一致，才能更好地激励管理者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加强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的创新，出版企业能够更好地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为数字出版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总之，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并非对立的两种形式，而是可以相互支撑的两股力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传统出版可以在组织结构、生产流程、商业模式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融入数字出版体系，从而为数字出版提供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数字出版则能够为传统出版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其焕发新的活力。两者的深度融合将为新时代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国内出版与国际出版的关系

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出版强国建设不仅关乎出版产业自身的发展，还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对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的今天，出版走出去面临着版权内生动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高、国际化运营能力薄弱的困境。因此，出版产业体制机制改革要正确处理好国内出版与国际出版的关系，才能增强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新动能，承担起出版产业的历史使命。

（一）国内出版在“双循环”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2020年，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出版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意义。在这一框架下，国内出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在于为国际出版输出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版权资产，成为中国出版走向国际舞台的坚实基础。国内出版的稳步发展和创新，对于提升出版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至关重要。

国内出版行业的良性发展为版权资产的培育提供了沃土。在版权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版权已经成为出版产业链中的核心资产。承载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的内容资源，需要通过版权确权才能为出版企业所用；通过对版权资源的积累与整合，出版企业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内容生产与运营能力。国内市场作为出版活动的起点和基础，能够为版权资产的培育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来源和市场测试的机会。与海外市场相比，出版企业在与国内作者的合作、对受众需求的了解、与销售渠道等合作伙伴的互动和信任方面，显然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外部环境方面，无论是政策扶持，还是产业集聚，本土市场总能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多支持，有助于企业在不断的尝试和打磨中，逐步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中国市场是一个体量庞大、差异化明显的市场，能在本土市场获得成功的热门IP和版权内容，通常具备广泛触动受众情感和审美的特质。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中通常具有更大的成功几率，降低了出版企业的运营风险。

除了产品的开发和积累，出版企业的品牌培育在此过程中也较为重要。出版品牌不仅仅代表了一个出版机构的市场地位和信誉，更承载了文化价值的传播与社会认同的积淀。中国的出版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首先需要在国内市场建立强大的品牌效应。品牌效应不仅为版权交易提供了更高的溢价空间，也增加了中国出版企业与国际合作伙伴的谈判筹码。

在数智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本土市场不仅为出版企业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支撑，还创造了跨界合作与融合创新的广阔空间。

在产业内循环方面，出版企业可以通过以文化IP为核心的跨媒介开发与合作，构建出版、影视、动漫、游戏等多领域互联的全产业链，实现内容资源的多元转化与高效利用。这不仅能放大出版内容的价值效益，还能通过强化内容、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流转与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出版产业在文化产业中的综合竞争力。

在产业间循环方面，出版企业可以借助“出版+”模式，与旅游、教育、科技等行业深度合作，将文化内容融入更广泛的场景中，提升文化产品的应用价值。例如，通过文旅融合开发沉浸式阅读体验，或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发智能学习解决方案，为文化消费注入更多可能性。

在区域间循环方面，区域间循环为出版企业扩展市场空间、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战略支点。通过建设出版产业群或出版产业带，加强区域间的协同与合作，不同区域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文化特色与资源优势，为出版企业提供更多发展路径。同时，利用数智化平台推动欠发达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能进一步挖掘本土市场潜力，拓展新兴文化消费市场。

通过打通产业内循环、产业间循环和区域间循环，出版企业能够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增强竞争力。同时，这一进程有助于深度挖掘内需潜力，深化相关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为出版走出去打好基础。

（二）国际出版在“双循环”发展中的市场化路径

在以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推动国内循环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出版企业可以通过有效利用国外生产资源与市场空间，打造文化品牌，开拓海外市场，增强自身在国际出版市场中的竞争力和传播力。

在经营战略上，出版企业应坚持守正创新，形成市场化运作的思维，戒除“等靠要”的思想，从依赖政府支持的供给结构，向市场化发展的新型商业模式转变。在经营策略上，出版企业一方面应明确自身的核心优势，集中资源深耕特色领域，开发有针对性的品牌产品，在市场中确立独特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对海外市场进行全面调研，深入了解目标国家的文化特点、消费需求及政策环境，灵活调整产品策划，打造优质原创内容。例如，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结合中华文化特色与当地需求，策划具有传播力和感染力的出版物。

出版企业应该抓住数字技术赋能的新机遇，大力推进出版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用户画像分析，精准了解海外用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内容和服务；构建国际化的数字传播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一体化的出版传播生态。

出版走出去还需要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出版企业可以通过构建多元立体的国际营销网络，优化市场布局。例如，结合电子商务平台与社交媒体，实现精准化营销；与国际版权交易平台合作，提升版权输出的效率与收益；探索基于订阅服务或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增强用户黏性；通过收购海外公司、投资多语种内容制作，提升品牌认知度。同时，企业应关注“走出去”背后的长期价值。例如通过版权贸易、文化交流和品牌合作，增强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扩大经济效益；做好版权保护和风险管理，建立完善的版权合规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以确保版权资源的长期收益。

市场化运作要求企业摆脱对政府的依赖，但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仍然必不可少。在出版企业通过市场化路径发展国际出版的过程中，政府应完善政策体系，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强化“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结合，确保文化传播和商业价值的平衡。

为避免企业过度依赖政策补贴，政府可以采取“以奖代补”或“事后奖励”等方式，激励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海外传播效能；根据不同类型出版物的市场特点，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以提升不同类型出版产品跨国运营的成功率。出版企业则应充分利用政策支持，优化自身的国际化布局。例如，积极参与国家文化贸易试点项目，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文化合作平台，推动出版产品在国际市场成功落地。

政府要着眼于长远，聚焦市场化主体的培育，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资本、技术、人才、渠道向重点出版企业集聚，支持有潜力的出版集团在全球市场形成竞争优势，带动中国出版品牌走向世界。出版企业则应在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依托政策引导有效整合资源，努力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长效发展。

总之，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出版企业既要夯实国内市场基础，推动版权培育和品牌建设，又需积极拓展国际出版路径，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强国际竞争力和传播力。政府与企业应在政策引导与市场运营中形成合力，共同破解版权内生动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等难题。

四、结语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国内出版与国际出版的协同共进，是新发展阶段出版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处理好的三个关键关系，它们相互交织，影响着出版行业发展的未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出版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尽管社会效益第一，但社会效益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效益的支撑。政府应重点解决社会效益的外部性问题，采用政策补贴、市场激励等手段，引导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出版的“双效”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体现了出版产业的转型需求，传统出版承载着行业的文化根基，数字出版则代表着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在此背景下，出版企业应通过组织重构、生产流程再造、商业模式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手段，打破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的壁垒，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构建出版新生态。国内出版与国际出版的关系是中国出版业走向全球的关键。我们应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培育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遵循市场逻辑，辅以政策引导，努力实现中国出版走出去，切实履行出版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戚德祥 马瑞洁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