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曾感慨道：“优秀的作者和稿件，日渐集中于名社、大社，而我们承担了剩下的部分。”这句话不无道理。所以，每每遭逢质量堪忧的稿件，心情变得烦躁、郁悒的时候——困顿的时候，成年人多少懂得了一些屈伸与进退，比如开始寻求外部的某种援助——我就去读一读邹韬奋，寻求心理上的慰藉与精神上的鼓舞。

    做编辑的缘故，家里的书架上有一本《邹韬奋精品文集》。当初买它，也是偶然为之，不过想看一看邹韬奋这位出版大家的为文如何。然而，几次拜读其中的《聚精会神的工作》《一个小小的过街楼》《贫民窟里的报馆》等篇，愈发受到邹韬奋先生办报和编辑稿件时“全副精神”和沉浸式实干的震撼，激荡在心中。

    京剧业内有一句行话叫：“不疯魔，不成活。”学习京剧如此，读书如此，从事编辑、出版等工作亦如此，想要做出一点儿成绩与名堂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一百年前，邹韬奋先生接任《生活》周刊后，也开启了他“不疯魔，不成活”的沉浸式实干模式。

    邹韬奋先生的实干，是原则上的“沉浸”与坚守

    “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作品承载着文化事业的高尚性与纯洁性，把好这道关除了“有相当的判断力”，更要有抵抗与破除“情面”“恩怨”以及“其他的一切”的干扰因素的原则与定力。原则一旦松懈，定力一旦不稳，作品上便会有反应，实干也要打折扣；原则是“眼里揉不进沙子”，沉浸于原则之中，心上紧绷原则这根弦，才能在作品面前排除“老前辈”与“幼后辈”、“名人”与“无名英雄”等人为因素干扰，而只知道“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我们常说的“内容为王”“质量为王”，捍卫住它的第一道与关键防线便是原则上的“沉浸”与坚守。在人情浓郁的社会环境下，这一点尤难做到——所以，一百年前，邹韬奋先生做到了，《生活》周刊发展到后来的规模；一百年后，它仍然让每种刊物与图书、每家期刊社与出版社、每个期刊人与出版人走上不同的境遇。说到底，作品是原则的“回响”。

    邹韬奋先生的实干，是时间上的“沉浸”与花费

    “摆脱一切原有的兼职，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有的信虽不能发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复”。

    任何一种成果与成功的取得，在根本上都离不开时间成本的付出，离不开时间的高效利用与产出，都是时间和工作累积之和。想一想出版单位里“传帮带”的老编辑们，其丰富的经验、高超的技巧、扎实的功夫，哪一项不是沉浸于时间之河熬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得来的？而且不光要有时间的长度，更要有时间的沉浸度。想一想我们多少书稿的完成是在下班之后或节假日期间完成的，因为这些时间没有了其他事情的干扰，我们可以沉浸其中，结果不仅有了速度，更有了质量。而不肯在时间上“沉浸”与花费，多半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文化上的诸事从量变到质变，客观上多半需要时间的累积和沉浸程度，实干者皆深知与遵循此规律。

    邹韬奋先生的实干，是做法上的“沉浸”与创造

    “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除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匙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

    只有“沉醉”与沉浸于某项事务与工作之中，人才会在行动的过程中，既变得执着坚定与持之以恒，又会千方百计地创新与甘之如饴地倍增力量。这种状态下的工作，结局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而且成果丰硕。邹韬奋先生替“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一个人唱独脚戏”——环境的“逼迫”倒使人的潜力发挥出来，是否我们都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逼迫”呢？“求锁匙”于前进的书报，“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一百年过去了，道理颠扑不破，每个人心里也都清楚，然而效果取决于个人当时是否沉浸于所从事的工作中，二者构成稳固的正比关系。

    邹韬奋先生的实干，是细节上的“沉浸”与用功

    “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每期校样要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

    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均视细节为大要。期刊或图书是细节特征突出的事物，不沉浸其中、洞若观火、功夫用到，一般无法发现、甄别、修正隐蔽其间的问题。这是于做期刊、做图书的人而言，除此之外，读书的人恰恰也是最注重细节的。所以，邹韬奋先生才说“每期校样要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因为有些路，实在是没有捷径可走，即便是坎坷也要一步步去走完。邹韬奋先生有关校样的那段论述，无须再做分析与阐释，直接可以作为我等编校工作的一种操作指南了。说到校样，我突然想到了聂震宁先生在《不能轻视基本功》一文中介绍的人民出版社在业内被称为“百万无一失、万万无一失”的“校对王”白以坦先生当年领衔主校《毛泽东选集》时的情景：“已有‘校对王’之称的白以坦还在排字车间里低头看书，他手里拿的是校过多遍、做成‘假书’的定稿，一个年轻校对在他旁边对着原稿一字一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诵读，‘校对王’则低着头一点一点跟着校。”我觉得，邹韬奋和白以坦两位先生的校对方法于我等编校人员可以本着“拿来主义”马上践行之，而对于这种校对精神，则需要持之以恒地内化为行动并传承下去。

    此外，邹韬奋先生的实干，离不开文学功底的加身和赋能。包括邹韬奋、叶圣陶、张静庐等在内的出版大家，每个人都术业有专攻、著述颇丰，由于出版家与作家身份兼备，做起出版事业驾轻就熟。这一点昭示今日出版人，未必达到作家的程度与水平，起码涉猎要广泛一些、笔头功夫要有一些，不妨就从写好策划报告、三审记录、书评书介等做起。

    与此同时，邹韬奋先生以实干，氤氲、感染、团结、带领其他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在这项文化事业中，邹韬奋先生是主心骨，他身先士卒，与徐孙等诸先生同甘共苦，受他感染与带动，诸人也终于像他一样沉浸其中、甘之如饴了：“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三个人”。在《悼王永德先生》一文中，邹韬奋先生回忆道，王永德先生病重，“在那样的神志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书已出版了没有？’他在那样苦楚中还流露着这样负责的精神，我听着真心如刀割！”——“这样负责的精神”，又何尝不是邹韬奋先生早已具备的呢？又何尝不是韬奋精神向周围浸洇、漫溢，对他人潜移默化的结果呢？

    邹韬奋先生终其一生，办刊、办报、办书店，针砭时弊、力主言论自由，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抗日救国……全是实干！其中好的办法、有益的经验、丰硕的成果、成功的道路、独特的精神，是后人于他的平生经历中凝练、提取出来的，于他自己而言，却都是在实干中思索出来的、摸索得来的、沉淀下来的、累积起来的。他以平生实践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实干里出办法，实干里出经验，实干里出成果，实干里出道路，实干里出精神！今日出版人也应该扭住实干这一条不松懈，于实干中出自己的办法、经验、成果、道路与精神。

……

    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遭逢困顿的时候，我都会去读一读邹韬奋先生的故事，而读到其中诸如“摆脱一切原有的兼职，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等情景时，都会令我渐渐生发出直面眼前困境的执念与力量。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姜继飞